使盘外招、搞小动作，是谁在阻挠奥运会远离政治？

在1920年2月致国际奥委会各位委员的信件中，现代奥运会之父顾拜旦如是写道：

“奥运会的各项比赛按照国际单项运动组织的规则，并尽可能在它们的代表的评判下进行，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受政治的野心和一时的怨恨所驱使，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七年后，在希腊奥林匹亚的竞技场旧址上，顾拜旦再度发出呼吁：

“我和我的朋友们呕心沥血取得的成果不是要拱手让给你们，把它变成一座博物馆或是电影院，更不希望它被各种政治或是经济利益集团所利用。”

然而，回顾现代奥运史，顾拜旦所倡导的“非政治的体育”一直遭遇着各种挑战，最典型的便是美国千方百计将体育与政治挂钩，施加政治影响，甚至不惜利用场内场外一切手段，来保证本国在体育赛场上依然无往不利的形象。

申奥中的政治：

曾经的美国蓄奴州首府如何压倒雅典？

霸权的逻辑是“只要我要，只要你有”的拿来主义，在体育领域也概莫能外。对于美国伸向体育的长长手臂，希腊最深有体会。

1990年，国际奥委会开会选择六年后奥运会的主办城市。1996年是现代奥运会举办一百周年，作为奥林匹克竞技起源地的希腊雅典在这种纪念意义的加持下，对申办1996年奥运会势在必得。同时，在美国，一个似乎很难与雅典竞争的申办城市也被摆上桌面：亚特兰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从与纳什维尔、旧金山与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国内竞争中胜出，作为美国申办1996年奥运会的城市。

当时连不少美国媒体也不看好亚特兰大申办成功的前景。作为小说《飘》的重要取材地，亚特兰大所在的佐治亚州有着浓厚的南方邦联历史氛围，亚特兰大城外的石山上矗立着南方邦联军政领导人的雕像，佐治亚州州旗上仍然保留着南方邦联的战旗，南方邦联与奴隶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符合奥运会所提倡的价值观。

然而，亚特兰大代表团通过高强度的包装，把美国殖民和种族歧视的黑历史及其现当代遗存，变成了一种“历史进步”的叙事，向外界讲述了一个经过了巧妙包装的城市精神故事。当时刚刚卸任的亚特兰大市长安德鲁·杨，曾与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并肩奋斗，后成为一百多年来首位当选佐治亚联邦众议员的黑人，随后他又任卡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拥有丰富的政治与外交经验。

借助安德鲁·杨的形象，亚特兰大申奥代表团强调，亚特兰大是马丁·路德·金的出生地，倘若将奥运会主办权赋予这座城市，他们将展示亚特兰大在种族平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而奥运会所带来的巨大商机与平等理念将进一步促进这座城市中不同种族的融合。此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商业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使得奥运会扭亏为盈。借着这股东风，亚特兰大代表团算经济账、讲生意经，提出作为可口可乐等大公司总部所在地，他们在商业运营方面具有丰富经验，足以保障奥运会的含金量。

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化霸权下的叙事鼓动性，足以让美国历史上的和局部性的社会进步，具有其所认为的可供全世界瞻仰的普世意义，加上以跨国公司垄断经营为支柱的全球经济统治力，亚特兰大被镀上了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金身”，让饱经风雨的雅典神庙柱石黯然失色。

如果说经济霸权加文化霸权的压制力是申奥中的“正”，那么种种小动作就构成了“奇”。1999年披露的备忘录显示，亚特兰大奥组委官员承认，当初他们给了前来考察的奥委会官员不少甜头：高尔夫球杆、西装、奥兰多迪士尼乐园门票，甚至包括斗牛犬，远超国际奥委会所规定的200美元的礼物限额。“奇正相合”的攻势之下，不少评委的天平开始向亚特兰大倾斜。奥委会评估小组给亚特兰大的基础设施打了最高分。与此同时，有的奥委会官员斥责雅典“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傲慢且准备不足……不足以应对现代化且充满风险的当今奥运会赛事”。他们一口气给雅典开列了以下毛病：“政治不稳定，潜在的安全问题，空气污染，交通拥堵以及需花费约30亿美元来改善它的机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仿佛亚特兰大不存在相关问题一样。

在对奥运会历史怀有敬畏之心的评委力挺下，雅典在六座申奥城市的比拼中撑到了最后一轮，但最终仍以35对51票之差落败于亚特兰大。一份雅典报纸愤愤不平地写道：“奥运会的火炬将由可口可乐而非石油点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亚特兰大随后的大拆大建中，不少黑人传统社区被推平，但即便如此，很多国家代表队成员仍然感到亚特兰大奥运村过度拥堵、食物乏善可陈、交通不便，以及过度商业化。在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时任主席萨马兰奇给出了“干得不错”（well done）的不冷不热的评价，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称“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会”（the best Olympics ever），可就在两年后的长野冬奥会闭幕式上，萨马兰奇便恢复了这一说法，可见国际奥委会对亚特兰大筹备工作的不满。

奥运会政治表达的标准是什么？

现代奥运会的精神是非政治的，但无法做到完全的去政治。现代奥运会诞生以来，就始终存在或强或弱的政治表达，而在确定政治表达的界限方面，美国往往表现出与他国不成比例的“热心”，美国多次强势参与奥运会政治表达界限的讨论，不仅设定议程，还干预结论。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会徽，是为了向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首次参赛的女性运动员致敬，体现出主办方借奥运会推广性别平等理念的用心。可谁能想象，56年前，奥运会上关于另一种平等——种族平等的表达被视为禁区。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男子200米赛跑的颁奖仪式上，分获金牌和铜牌的美国黑人运动员汤米·史密斯与约翰·卡洛斯不着跑鞋，仅穿着黑色袜子上台，以向全世界表达黑人的困境。卡洛斯还佩戴了一条项链，以纪念那些死于私刑或奴隶贸易的黑人。在美国国歌奏响时，二人都举起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以示抗议，观众席上顿时嘘声四起。

对此，史密斯辛辣地回击说：

“当我赢得比赛时，我是一个美国人，而不是一个美国黑人。可当我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时，他们就会叫我‘黑鬼’。”

当时已经逝世的吉姆·索普倘若听闻此言，想必会深有同感。1887年，索普出生于美国的一处印第安人保留地，拥有一半印第安人血统，他的爱尔兰裔父亲把他送往专为印第安儿童开设的寄宿学校，这是印第安人融入白人社会的途径。

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印第安人的标签还是伴随了他一生。当索普参加1912年奥运会时，《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来自卡莱尔的红种人将在美国奥运队中争取一席之地”。令记者大跌眼镜的是，索普一出手，便拿下了男子五项全能与男子十项全能两个项目的金牌。

心有不甘的记者拼命挖掘他的过去，终于在1913年初曝出他在参加奥运会之前，曾参与带有薪酬的半职业赛事，因此违反了当时奥运会关于参赛者必须为非职业运动员的规定。尽管该规定清楚地写着追溯时效期不超过30天，可国际奥委会在美国业余运动员联盟开除索普后，还是剥夺了他的两枚金牌。

1968年也是一个“1913年”，在听闻黑人运动员抗议的消息后，国际奥委会时任主席、美国人艾弗里·布伦戴奇立即要求美国奥运代表团将两人开除出队。当时美国民权运动方兴未艾，而马丁·路德·金又在数月前遇刺身亡，因此美国奥运代表团一开始拒绝了该要求，但是在美国田径队遭遇禁赛威胁的情况下屈服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36年，同样是这位艾弗里·布伦戴奇，在巨大争议中选择照常率队参加柏林奥运会，也未就奥运会期间无处不在的纳粹礼提出抗议。在奥运会上，哪种价值能够得到表达而哪种不能，在美国看来似乎只取决于它的个别高官的看法。

冷战中，关于奥运政治表达的博弈和竞争达到高峰。美国在这个领域处于攻势，正如国际奥委会的苏联官员曾感受到并在1973年用冷战时代的话语所指出的：

“现在，资本主义代言人正在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非常努力宣扬‘体育远离政治’这个口号，宣扬非政治性，是帝国主义圈子直接面向苏维埃阵营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另外一个手段。”

七年后，美国便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带头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为上述观察和感受加上了一个直接的注解。

由于持续进行的俄乌冲突，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同样不会出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官方代表团的身影。可小布什政府于2003年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悍然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伊拉克，并得到了英国的全力协助，而美国和英国官方代表团在奥运赛场上并没有收到类似的对待。在现代奥运会中的政治表达中，美国历来是最活跃的分子，也是最虚情假意的演员。

比赛结果中的政治角力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说，“现今流行的运动大多是竞技性的。参加的唯一目的就是获胜”，因此，“在国际上，运动显然就是模拟战争”。

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展开了全方位角力，体育比赛自然也无法成为净土，在奥运会比赛中获胜被两大阵营视为自身实力乃至制度具备优越性的证明。有鉴于此，1963年，苏联派驻奥委会官员罗曼诺夫观察到：

“现在，国际体育作为一项巨大的社会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竞技场。”

1980年，美苏竞争的白热化与紧张的国际局势将国际体育竞争的激烈程度推向新高度。尽管美国已决定抵制当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苏联仍照常参加同年在美国纽约州普莱西德湖举办的冬奥会。苏联冰球队尤其气盛而来，在之前六届冬奥会比赛中，他们有五次进入决赛，取得了四连冠。

与之相比，美国冰球队赛前并不为人所看好，其夺冠行情甚至不如捷克斯洛伐克队。可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先后击败了这两支球队，最终获得冠军。

其中对阵苏联时，美国一度2比3落后，最终4比3反超，美国体育解说员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在比赛最后几秒钟大喊“你相信奇迹吗？是的！”（Do you believe in miracles? Yes!）第二年，美国便推出了名为《冰上奇迹》的电影，并在23年后翻拍，可见美国人心中对这场胜利的回味无穷。

冷战下形成的体育竞争模式、意识、思维和记忆，已经深入美国的骨髓，并在冷战结束30余年后仍然发挥着作用。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开始将体育竞争的目标转到了中国身上。在试图干扰竞争对手的心态之余，美国还想要掌控对竞技体育成果的评价权。就在一周前，ESPN（全称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Programming Network，即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是24小时全天候播放体育节目的美国有线电视联播网）发布了一份21世纪百大运动员名单，内中充斥着美国的篮球与橄榄球运动员，亚洲运动员仅占5席，中国运动员无一上榜。对这种“我即世界”、充满“冷战胜利者的乡愁”的榜单，很多中国网友倒也风轻云淡，表示见怪不怪了。

只有了解了美国多次动用政治力量干扰奥运会的历史，才能理解本次奥运会中国游泳队所面临的频繁检测因何而起，连国际奥委会都忍不住对这种骚扰发出警告，提出撤掉盐湖城2034年冬奥会的申办权的处罚。可即便如此，美国媒体不仅不反思自己发挥的恶劣作用，反倒认定国际奥委会干扰美国对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工作的“正常监督”，“偏袒中国”。

2024巴黎奥运会已经开幕，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让各国运动员安心训练，珍惜人生难得的一次奥运比赛的经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有关奥运会的各种盘外招、小动作层出不穷，但这并不能改变现代奥运会作为全人类共同盛事的性质。人们早已清楚并相信，奥运会是各国运动员的主场，而不是某一小群人的主场。

参考资料：

“Indian Thorpe in Olympiad: Redskin from Carlisle will strive for place on American Team”,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8, 1912.

“When Atlanta won the Olympics,” 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September 18, 1990.

“Mountains of Racist History Casts Shadow on Olympics,”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9, 1995.

“Atlanta Gets Tossed into Growing Olympic Scandal Ring,” New York Post, February 20, 1999.

“1968: Black athletes make silent protest,” BBC

《顾拜旦文选》，北京，2008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张淑欢）